朝鲜人为何争着去明朝当太监？因可以当大明使臣，地位比国王还牛

朝鲜向明朝提供“火者”和明朝实行宦官外交，也是元朝同高丽关系之遗俗，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明朝、朝鲜关系较之元朝、高丽关系，在这方面搞得更加活跃。

所谓“火者”亦即宦官、阉人、太监。

高丽当初不用腐刑，有偶然生殖器官残废之男子，在宫中充役，但并不参与政事。

及元朝、高丽通婚，齐国公主曾向元世祖献上数名高丽阉人，置于后宫，充当内侍，有的则奉诏出使高丽，于是：

及大明建立，元朝宫庭被朱元璋接受过来，宫中之高丽女子及阉人多为所用，不仅“贡女”的传统被朝鲜接受下来，同时献“火者”的风气亦保留下来。

明朝向高丽索求阉人，始于洪武二十一年。

这年12月，明太祖的使者前元院使喜山、大卿金丽、普化等到达高丽，求取阉人，洪武二十四年，明朝又通知高丽“更于各宫处帚阉人二百名”；次年2月，高丽献火者五人；洪武二十七年5月，“献阉人五名于帝”。

及永乐年间，火者之献计有：

明太祖在位时期，向高丽或李朝派出的使者，多为半岛来的阉人，其中见于《高丽史》和《李朝实录》所记载者就有：

永乐朝出使朝鲜的朝鲜人宦者有：

这些使者服务于大明宫廷，也基本上忠于大明，在沟通两国关系中作过贡献，发挥过汉族使臣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他们出使朝鲜，语言习俗都很熟悉，办起事来自然方便。

像尹凤这样的宦官，还深得皇帝的宠爱。

但是由于这些人的自身素质不同，品质有异，在朝鲜君臣眼中，评价也不一样。

应该说，他们的表现多数都不太叫人赞成。

其一，有些宦官借出使朝鲜的机会或特意回乡探亲之机，向朝鲜政府提出某些要求，以满足自已的某些欲望。他们一旦提出，朝鲜政府由于考虑到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出于对皇帝的尊重和服从，常常是不会拒绝的。

（1）要求故乡地位升格。

例如，洪武二十六年崔渊奉使到朝鲜，请求将其故乡稷山县升为郡；二十七年，金仁甫的故乡密阳郡升为府，陈汉龙的故乡林州升为府；永乐元年升朱允端之乡林州郡为府官，升韩帖木儿之乡金堤县为知官。

（2）要求亲属、乡人任命或提升官职。

例如，永乐元年“除朱允端族亲六十馀入职，从允端之请也”；田畦、裴整在出使朝鲜返回明朝的前一天，要求朝鲜立即官其族，朝鲜国王不得已就“除田畦、裴整之族二十馀人官爵。七年“奉御尹凤还乡，凤请授昆季伯叔职，皆除西班司直、司正，各因资加一级，凡十馀人”。

（3）要求赐物。

例如，永乐十七年明朝使臣黄俨向朝鲜提出赐于尹凤瑞兴本家米豆，国王就下令赐其本家米豆20石，“时凤得幸于帝，故俨请之也。”

（4）回乡之后享受特权。

例如，永乐元年11月，朱允端还乡而来，朝鲜赐给他“家一区，奴婢八口，给月俸”。

对这些本国出身的大明宦官，朝鲜君臣无不以礼相待，但有的宦官有时仗势胡为，引起朝鲜的极大反感。

例如，洪武二十七年5月崔渊、陈汉龙等完成使命回大明时，陈汉龙在送别宴会上醉而发狂，说：

遂裂衣踏之，说：

朝鲜诸相皆避，接伴使金立坚进执其臂劝之，以立坚“力强言恭”，乃止。无奈，国王又派人给了他新衣。

《李朝实录》写道：

另外，有些“奸凶之徒，依托使臣作弊中外”，朝鲜则给以“痛惩”，“尤甚者置极刑，欲受官职者皆充水军”。

但是，对表现好的使臣则予以优待，像黄永奇这种人，因“向国忠厚，请亦不多”，故而依托永奇的人就不给论罪。永奇奉使而还，“稍恭谨，不如诸宦横暴”，朝鲜特意任命其父黄诚为商议中枢院事。

在中朝两国的交往中，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文化的，而经济交流，则是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和朝鲜的经济体系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干，双方的贸易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构架，其随意性都很突出。

两国民间的边贸时有时无，那种公开的、正当的、公平的国际贸易制度和体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然而，民间走私的行为又不为两国政府所容，因此半公半私的“使臣贸易”也便半明半暗地展开了。

从明朝这方面说，这种“使臣贸易”可称为“天使贸易”，而“天使”之中，宦官为多，故而由宦官行“天使”之责而进行的两国间的物物交换，也可称为“宦官贸易”。

无论是中国的哪级官员，只要奉皇帝之命出使朝鲜的人，都被朝鲜遵称为“天使”，朝鲜国君都要毕恭毕敬，以礼待之。

有一些使者也确实表现出一种皇朝大国的礼仪风度，举止得体，言谈不俗，不谋私利，赢得了朝鲜人的尊敬，但也有一些使臣盛气凌人，坐派不正，贪图私利，索求无厌，激起朝鲜君臣的极大反感。

大明初期的宦官贸易中，黄俨是个代表性的人物。

从《李朝实录》的记载来看，黄俨主要活跃在永乐年间。

元年4月，俨作为明朝派往朝鲜使团的重要一员出使朝鲜，宣谕皇帝的圣旨，授予朝鲜王新的诰命、印章。

但在国王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宦官俨等举止无礼，上意不惬，促宴而罢”。

黄俨希望国王能赐予马匹，常放言：

但是，他对通事说：“毋出此言！”

其实他恰恰是希望通事把他的话能传给国王。

回国时，朝鲜国王李芳远向使臣“赠马各二匹及黑麻布、白苎衣、人参、花席等物”，俨说：“马一匹不善。”国王遂“命换以善马”。黄俨初使朝鲜，在私利这方面，竟毫不客气。

永乐四年4月，黄俨第三次出使朝鲜（他第二次出使朝鲜乃是永乐元年10月，授皇帝赐物)，使命是取运前元在济州岛法华寺里的三尊弥陀铜像。

回国时，国王赠给四个使臣各一匹马，又赠黄俨：

永乐五年5月，黄俨第4次出使朝鲜，求取800枚舍利。六年4月，黄俨赴朝鲜选栋处女。七年5月，俨又赴朝鲜赐礼物并再选处女，10月又到朝鲜，联系买马，扬言求处女，11月又返回朝鲜送处女郑氏。

九年8月俨出使朝鲜赐药物。俨到权氏母家及任添年、郑允厚、崔得霏家访问，各家“皆设宴以慰，赠苎麻布若于匹”。

每至一家，作就先说：“此家必赠我以布，我以细为贵。”

永乐十五年6月，黄俨又出使朝鲜。

从记载可知，黄俨这次出使朝鲜的主要任务，即公开的正业，乃是为皇帝求处女，但是，其作买卖的“副业”却在他的朝鲜之行中占居了相当的位置：

到了朝鲜的都城，他要求朝鲜给他建造储存货物的仓库。当他履行完了公差（选择处女）之后，就要求朝鲜在崇礼门设置市场，进行贸易。

这是一次看来十分荒唐、令人哭笑不得的“国际贸易”活动。

黄俨等为求一、二处女而组织了一个阵容可观的贸易队伍，这在当时人们的眼里绝对不能视为“正常状态”，这搞的是什么名堂！

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李朝世宗元年）正月甲子，明成祖朱棣派遣黄俨偕正使光禄少卿韩确，副使鸿胪寺承刘泉持节奉诰命前往朝鲜“锡王命”，新任朝鲜国王李祹设宴招待了明使。

李祹，字元正，李芳远之第三子，李朝太祖六年丁丑（公元1397年、洪武三十年)4月壬辰生于汉阳。李朝太宗十八年（公元1418年、永乐十六年)戊戌6月壬午立为世子，8月乙酉，李芳远逊位，丁亥，李祹即位，是为世宗。

黄俨“奉宣逾求火者四十人，印佛经纸二万张”。

与刘泉还京师，“韩确以帝旨仍留”。

这年8月己丑，黄俨出使朝鲜，赐李芳远及李祹宴享，对国王说：

黄俨这次赴朝鲜还有一使命，即遵圣旨求舍利。

这次使朝鲜的伴当还有钦差官王贤，“贤之来，为赐祭故光禄少卿郑允厚也”。

9月庚申二使还，朝鲜“就献印经纸一万张”，并遣元闵生随俨奉进舍利558尊颗。

上王李芳远与国王李裪各赠黄俨等苎麻布、貂皮及各种方物甚多，“俨犹求索不已，上欲副其命，皆命遗之”。

黄俨后来因老病而未再出使朝鲜。据《李朝世宗实录》九年10月条载，黄死后，“被斩棺之罪，妻与奴婢，没入为公贱”。

又尹凤曾说：

朝鲜国王李裪说：

至于像黄俨这样经商的宦官使者，其后继者尚大有人在，他的作为，只不过是“宦官贸易”的开头罢了。

其实象黄俨这样的人物，在出使朝鲜的明使中还有人在，海涛就是其中一个。

永乐二十一年8月，海涛等奉敕封朝鲜世子，“并索马一万匹”，同时带去了私货。

他对朝鲜大臣元闵生说：“子之所资私物，一两日内毕贸易。”

海涛打算用420匹小绢换取朝鲜的厚纸，同时扬言私物“实朝廷所索也”。

朝鲜的礼曹向国王请求，“请京中及各道以陈米豆贸易”，国王批准了这种作法，并指示：

关于贸易的情况及朝鲜方面的反映，可从汉城府上递国王的书面报告中得知：

国王批准了这种作法。

另外，海涛还向朝鲜提出了需要稻种的要求，国王向平安道监司下达指示：

与此同时朝鲜还向海涛“赠送”了厚纸260卷，“即绡价也。”这位钦差大臣的贸易搞得颇为顺利。

但是，海涛并未满足自己的欲望。

当他到达义州的时候：

对海涛这种无理贸易，国王十分气愤，便召集政府六曹进行商议，说：

左议政李原说：

次年永乐驾崩，有关交涉并未实施。

对宦官的无礼行为，朝鲜方面总持克制态度，一忍再忍，并未向明朝提出什么“抗议”。考其原因，也不外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诺因素所左右。

从政治上，是李朝的“事大保国”总政策的宏观制约在起作用，“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应是政治家的一个重要信条。

朝鲜君臣在同明朝的交往中，深知大明天子没有侵略朝鲜的野心，朝鲜同中国交往，在整体上有安全感，而统治集团也从中大获内政外交的政治资本，明朝皇帝在领土上的“大度”，给朝鲜以极大利益。

从经济上看，朝鲜同明朝的交往，并不吃亏。

明朝皇帝慷概相赠，常使朝鲜君臣深感圣恩，他们的物质享受，与中国的赏赐密不可分。

例如，永乐元年皇帝赐予朝鲜国王及上王、中宫、元子的礼物颇为厚重，其清单云：

总之，从大局看问题，对“天使”的某些粗暴举动，朝鲜君臣是有些“雅量”的。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