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专案组工作 原创 ：佚名 梅梓祥推荐
原创佚名梅梓祥书屋2024-01-1120:00发表于北京
专案组是为办理具体案件而抽调人员组成的临时机构，中外国家都存在。
我们国家五六十年代“专案组”比较多，我收藏的一些个人档案中，就有“专案组”外调采集的笔录或信函证明材料。佚名写的《参加专案组工作》，讲述他所在的研究所获得一份旧报纸影印件，报上刊登了吕强的脱党声明，而他们的研究所前所长也叫吕强，由此被关押。于是，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取证。佚名老先生历尽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分赴全国各地数十天，终于还前所长吕强的清白：此吕强非彼吕强。
选发这篇作品，是想让大家对当年的“专案组”有所了解。是是非非不必评判，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历史。于具体的个人而言，佚名所参与的“专案组”是必须的，因为他所在的研究所承担着高度秘密的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
文章结尾耐人寻味：佚名老先生在时隔40年后遇见年迈的吕强，他没有向一直寻找办案人员并要表达谢意的吕强所长“邀功”，只是认为自己是按照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做了应该做的事，吕强“理当感谢我们的党，感谢党的政策”。
参加专案组工作
佚名
也许因为我是加盟这个研究所不久的新成员，少有那种“固若金湯”的成见，或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总之，当我们在130模拟机房的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我突然被临时借调到了所专案組。
顾名思义，专案组就是专门办理案件或重要事件的机构。不过“文革”后期的这种专案组，都少有办理現案的，其任务多属甄别性的，那对文革中发现的而又未进行处理或遗留下来的旧案进行审查辨別。我们专案组当时承担的主要任务便是对所内那些可疑对象进行审查、甄别。特别是被国防科委全面接管后，研究所承担着极为机密性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任务，这种审查就显得尤力重要了。
我记得，当时我们专案组设在所办公楼二层的东侧，占据着一南一北两间屋子。全组有七八个人，组内又分多个小组，我属吕强专案组。我当初来到专案组的时候，没等我完全明白事理，专案组的负责人伍必才同志就递给一个影印件，内容是吕强发表的脱离共产党的声明，这是从日伪时期的一张报纸上截取下来的。伍必才进而告之说，这个吕强是否我们所的吕强？我们所的吕强"文革"前是所长，在"文革"中所里的革命群众尽管对他进行了批斗，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叛徒，现在已经到了该实事求是地给吕强进行定性的时候了。
所长吕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是真正的革命者还是无耻叛徒？此人是否彼人？这些都得有真凭实据，都必须拿出足以证明的详实材料，而决不能单纯的凭这个影印件。末了，伍必才委任我为吕强专案组组长，并让我抓紧时间尽快熟悉吕强的相关材料，尽早安排外出，进行调查取证，力求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为了让我能更好地展开工作，伍必才还特地从研究室借调了一位叫王福柱的同志来协助我。王福柱也是与我同时候来所的大学生。
随后，我们带着那份影印件立马赶到了位于灯市西口路西的一座历史档案馆。在那里，我们比较顺利地查找了这份影印件的报纸原件。根据报纸提供的"山西壶关讯”，经领导报所批准，我们决定出差去山西进行调查取证。由于当时全国各地频繁发生"武斗"流血事件，为了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领导上从开出的外调函、住宿介绍信等，直至到去每一个地方联系的接待单位（请当地军管会安排食宿）都是按照军人出行的方式，给我们做了周密的安排。
根据我当时写下的《外调日志》记录，我们是在1968年5月17日离开北京前往山西的。长话短说，根据刊发脱离共产党声明的线索，我们去了这则消息始发地的长治市及其管辖的壶关县。根据所长吕强档案提供的情况，我们去了吕强所长的原籍运城市及下属的永济县、直至某某乡镇某某村庄。根据调查获得的线索，我们沿着吕强曾经呆过的地方，或为了取证还先后去了晋城市、阳城县、翼城县、侯马市、临汾市、太原市等地方。这期间，我们每天都是凭着两条腿往各处奔跑，时而去当地公安机关及相关单位查阅、抄录有关卷宗及档案内的历史资料，时而去对知情人进行走访、座谈、取证……就这样，我们在山西频繁地奔波了21天，得到了能够获取的有关证明材料，有惊无险地回到了所里，回到了我所在的专案组。
随后，根据我们在山西调查取得的相关线索，为了彻底查清与本专案有关的问题，专案组领导又派遣我们先后去了湖南省的衡阳市、广东省的广州市、湖北省的武昌、汉口。只是这次南下与我同行的换成了一名叫吴振嵩的同志，他也是与我同期进所、从研究室临时借调来的。与我同去山西的王福柱同志回自己的研究室去了，他因为忙于科研工作不便再离开岗位。
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的是，那个年代出差去进行外调是一桩很苦的差事，外人是体会不到的，只能是当事者明。首先是交通上的不便。那个年代的交通非常落后，不要说没有而今那种快捷的出租车和巴士之类的交通工具，甚至在一些中小城市和县城连公交车也没有。因此，我们除了长距离能乘上火车和少得可怜的破旧长途汽车外，其他路途全都是凭着两条腿赶路。其次是肚子饿了想找个地方吃点饭也很困难。那个年代尽管都是凭粮票吃饭，但街面上却少有饭店、餐馆，就连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当时要想在街面上找家餐馆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外地人到了北京一是找饭店难，二是找厕所难。因此，在出差过程中，我们只能在所住招待所的食堂用餐，而一旦错过食堂的开饭时间，那就只能忍饥挨饿了。根据我的日记记录，我和王福柱同志在山西长治期间，就有一天之中只吃了一顿早餐的时候，而且往往还是喝的小米稀粥。另外人身安全也常会受到威胁。当时，文革期间的"武斗"在全国各地仍频频发生，我们两次出差就遭遇了两次枪战，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还有点劫后余生之感。可以说，在当时社会各界的人们都不能正常上下班的动乱局面下，我们在出差进行外调取证中遇到的困难远不止这些，这里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更值得我庆幸的是，我们没有辜员组织上的信任，通过我们扎实的工作和取得的详实证明材料，终于给遭受近两年隔离审查的所长吕强同志还了个清白，并证明在报刊上发表脱党的吕强不是我们的所长吕强，二人只是同名同罢了。
据说，获得彻底平反的吕强所长当年还到处寻找过还他历史清白的人。而我们——包括王福柱和吴振嵩当时完成吕强所长的专案任务后，便告别这个所一同赴陆军第三十八军的农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去了，专案组的负责人伍必才同志后来也离开该所回了原籍南京工作。然而，没想到时过近三十年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应邀前去参加该所庆祝建所40周年的活动时，竟然与已经年迈的吕强所长不期而遇。与保存这段记忆一样，尽管我仍完好无损地保留着当年伍必才同志交给我的一张吕强所长的二吋黑白相片，但我却没能也不想当面向吕强所长送回这张相片、道出各自心中的这段秘密。我以为，我们当年只是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如果说要感谢的话，理当感谢我们的党，感谢党的政策。当年用于取证时提供甄别的这张相片，我会像珍藏这段记忆样继续珍藏着。